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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某是淘宝平台主播，2019年3月，倪某与A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A公司）签订《经纪合同》，决定由该公司作为自己在直播行业、电子商务、红人行业等商业运作方面的独家经纪公司。

双方约定：所获报酬对半分配；直播账号共同设置并知悉密码，未经同意任何一方不可变更，账号不得用于合同约定之外的其它用途；合作期限为3年，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合同的，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，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合同，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，但争议解决之前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。

双方还约定，合作期限内若倪某违约，A公司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倪某按照合作期间的总收益的5倍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A公司损失的，倪某应予以补偿。

随后，A公司将其淘宝直播账号与原告绑定，并提供直播设备、辅助人员等设施和费用。倪某的直播收入分为佣金收入和V任务收入，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，A公司在直播中共计分得佣金23.57万元，双方认可的V任务收入金额为9.29万元。

2019年12月，因双方就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事宜未能协商一致，A公司要求倪某暂时停播。后倪某仍以原告公司签约主播的身份进行直播，但电脑等直播设备已交还A公司，A公司也不再支付直播团队工作人员工资。2020年10月，倪某与A公司解绑，并签约了新公司。

2021年2月，A公司将倪某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，要求解除合同，倪某赔偿违约金540万元。

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《经纪合同》中对解除合同的方式和条件做了明确约定，被告与原告解除淘宝直播账号绑定，并已签约新公司，导致《经纪合同》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，故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《经纪合同》。原告未通知被告直接起诉解除合同，故法院认定合同解除时间为2021年2月（即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的日期）。

《经纪合同》对解除合同的条件及方式有明确约定，该解除条款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当认定为有效。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，且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的情况下，单方向淘宝申请解绑，不再为原告提供直播活动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但原告在2019年12月15日要求被告暂停直播后，未及时为被告安排工作，在此期间未为被告继续提供直播设备及经纪活动资源，亦未再为被告团队工作人员支付工资，仍按《经纪合同》的约定分得被告50%的直播佣金，故原告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的解除亦存在过错，该行为可减轻被告的违约责任。同时，被告在与原告合作前已从事直播行业多年，并非直播新人，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网络流量，原告为被告的直播工作投入有限。

考虑双方的违约过错程度、合同义务履行情况、原告的实际投入、预期利益等因素，依照公平原则及诚信原则等，法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10万元。